■战国廉政，是指一种健康运作的国家治理体系，是指一种在高度的职业道德与政治准则基础之上的有为高效、勇于任事的权力结构
记者：能否谈谈战国时代在廉政反腐方面的基本情况？
孙皓晖：兴廉反腐，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课题。上古三代的政治文明中，就已经有 “廉”的概念。《周礼》中就有“六廉”的官员操守要求。但是，那时候的“廉”，还不是与“腐”相对应的政治规范，而是一套要求为人“方正”的道德自律要求。自春秋开始，土地私有现象出现，商业经济大兴，利益交换多元化，官员的违法利益所得成为一个普遍问题，严重侵蚀国家政治文明与社会价值体系。于是，“廉”与“政”合体，廉政很快变为一种保持官员利益分配合法性的政治行为规范，也成为防止政治腐败的法律制度规范。在战国时代，秦法中的《为吏之道》——官员的政治道德准则，已经用“善”（五善）来表述，而不是用“廉”来表述。这说明，在秦法体系中，官员廉政问题已经正式成为权力体制建设的法律制度规定，进入了法治体系，而不再是道德软要求。
历史事实是，以法治反腐，以法治廉政，是从战国变法开始的。这就是战国时代的“明法廉政”。明法，本意为纯粹洁净之法治，彻底实行之法制。见之于实践，就是以法律制度的切实推行，确保廉政的稳定实现。
战国的廉政，其目标含义绝不仅仅是后世理解的出一批“清官”。战国廉政，是指一种健康运作的国家治理体系，是指一种在高度的职业道德与政治准则基础之上的有为高效、勇于任事的权力结构。也就是说，廉政是一种清明健康的政治生态，而绝不仅仅是官员不爱钱。如果官员仅仅能做到不贪，仅仅是“清官”，甘居洁身自保，但在政事上不作为，在战国可是严重罪行，甚至可以被判死刑。这一点，秦法最为鲜明。
■有法律制度就要实行，有规矩就要遵守；不实行的法律制度，不遵守的规矩准则，等于没有，甚至比没有还要糟糕
记者：在秦国变法后的历史上，廉政状况如何？
孙皓晖：商鞅变法之后，直到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150余年中，秦国的廉政制度是历史上最有效的。秦国法治，是商鞅以李悝《法经》为先期蓝本，针对秦国国情，在商鞅本人的法治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完整法治体系。在秦法中，明法廉政，严防社会腐败，始终是秦国政治文明的核心点。具体说，秦法的廉政制度，有四个基本点：一是严格限制王族特权，无功不得封爵，保持国家权力体系与军队荣誉制度的纯洁性；二是高度看重国家公器——爵位与官员职务，严格防止卖官鬻爵；三是行贿与受贿同罪，同时严厉重罚；四是严禁为上司祝寿（包括君王）及歌功颂德等社会腐败行为。
记者：廉政规范历代都有，为什么说秦国的廉政制度最有效？
孙皓晖：秦代廉政最成功，根基在于秦国是法治廉政，所有的廉政制度都能得到全面执行与真正落实。
法治有三个最大的优势——普遍的可操作性，最大的政治阳光性，最为均衡的公平正义性。可操作性的根基，在于法治只追究人的行为；阳光性的根基，在于法律是公开于全社会的；公平正义性的根基，在于法治是以严格的程序与既定的法律为双重保证，去裁决任何行为纠纷的。因此，法治才在人类文明史上成为最广泛的一种国家治理体系选择。
战国变法，各个大国普遍选择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——法治社会。秦国变法的选择更理性，更彻底。因此，各大战国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秦国更是将法治社会推及整个中国统一文明。廉政制度，是其中最有效的历史成果之一。
记者：明法廉政，这是战国政治文明的理性自觉，还是不自觉的直感或经验？
孙皓晖：当然是理性自觉的历史选择。战国时代已经在法哲学意义上提出了法治社会的认识论基础——人性恶，代表人物是荀子。这是西方社会在一千余年后的近代法哲学体系中才提出的理论——法治以遏制人性恶为建立基础，所以是社会安全的底线，而不是最高的理想境界。
商鞅对法治理论的最大贡献，在于从法哲学的高度，在人类国家文明的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司法——法律实行对于法治的决定性意义。《商君书·画策》中的一段话是司法决定论的典型：“国之乱也，非其法乱也，非法不用也。国皆有法，而无使法必行之法……国无明法，不肖者敢为非，是谓重乱……法必明，令必行，则已矣！”其中，“国皆有法，而无使法必行之法”这句话，完全是法哲学语言，它立定了司法决定法治的根基——是国家都有法律，但没有使法律能够自动运行起来的法律。其不言自明的逻辑是：法律是要靠人组成的国家机器运行的；因此，这台“人机器”能否忠实运行执行法律，就是法治的决定性所在；所以，执行法律（司法）是法治的生命线。
在如此理性自觉的基础上，商鞅行法做到了古典法治社会的最明澈性。对于廉政，道理相同。有法律制度就要实行，有规矩就要遵守；不实行的法律制度，不遵守的规矩准则，等于没有，甚至比没有还要糟糕。唯明法而能廉政，正是这个道理。
■历史上任何新制度的建立，都需要时间的反复锤炼。共产党人的探索方向没有错，唯一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
记者：到了今天，腐败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危险。而在延安时期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了“兴亡周期律”问题。 您如何看待这一历史规律？
孙皓晖：毛泽东在延安作出的回答是，我们已经找出了走出周期律的办法，就是民主（实际上指新民主主义制度）。刚刚建国建政，共产党就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。这一土地改制，是中国共产党人力图走出兴亡周期律的最具有历史深刻性的大变法。尽管，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，这一土地制度也表现出了某些重大缺陷，但是，我们新时期的改革开放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新的土地流转制度正被认真慎重地探索。我们应该看到，历史上任何新制度的建立，都需要时间的反复锤炼。共产党人的探索方向没有错，唯一需要的是时间与广大国民的应有耐心。带领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往前走，等于怀抱一口伤痕累累的大缸，其强大的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是第一条件。因此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不二选择。
从政治文明的历史说，中国政治文明的哲学根基就是“尚一”性。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“执一”，“不二”等等，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给我们积淀的政治哲学格言。问题的另一面是，中国文明体系具有最高的均衡性。我们要向中国特质的民主制度迈进，首先必须解决好“尚一”根基与多元根基之间的历史架构方式。这一点，需要历史空间与时间来探索，来构建，来检验。我们首先是要培育历史土壤，提供中华文明复兴与重建的历史基础。在这个时代，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中华文明复兴的唯一政治力量。
■两年多以来的正风反腐，从实质上说，正是以清除政治腐败为切入点，全面打响中国文明保卫战的一场历史风暴
记者：如何从文明历史的角度看待当今我们的正风反腐工作？历史上每次反腐是否都意味着社会的进步？
孙皓晖：无论从历史来说，还是从当代来说，明法廉政都是政治文明的“保险杠”。我们国家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，腐败没有一个领域能够幸免。
从本质上说，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文明危机。而明法廉政，肃清腐败，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正义性，都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。这是一条历史的真理。两年多以来的正风反腐，从实质上说，正是以清除政治腐败为切入点，全面打响中国文明保卫战的一场历史风暴。这场风暴，是中国文明复兴的起点。它的终点，一定会催生出一套中国廉政制度可行的法律制度，在历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治国之要，在于坚定明澈。对明法廉政的种种议论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，从来不忽视真正的人民声音，但也从来不惧无端物议。（记者 张欢）
